“难道我们还不如当初的楚国人吗？”昨天下午抢麦环节，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育处处长秦鉴高举“少司命”关键词成功夺取第三麦发言。
秦鉴解释，电视剧《芈月传》中，楚国人会虔诚祭拜“少司命”，在他眼中当代的“少司命”正是我们的儿科医生，目前儿科医生告急的现状急需得到重视。
千名儿童儿科医生数量
中国：0.26人（有说0.43名）
广东：0.46人（2011年）
美国：1.4558人
（数据源自秦鉴提案）
“全国儿科医师协会2年前曾做出一个调查，调查全国儿科医生的缺口按照发达国家人口的比例，缺口是20万以上。”根据现有的医学院校培养儿科医生的速度和能力，未来5年我国只能培养5000个儿科医生。
——省政协委员、珠江医院院长 曾其毅
儿科医生
招不进留不住
去年12月14日，广州一家三甲医院被迫暂停急诊儿科服务，仅收治危重症患儿，事件引发热议。
“八年制学生第六年选择专业时没有人选择儿科；举办面对优秀本科生的免试研究生夏令营80名营员中，在选择意向专业时没人报儿科。与此相对的是，各个医院的儿科人满为患，候诊时间很多需要5小时以上。”秦鉴提案中指出，儿科医生的缺口很大，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有政协委员忧心忡忡地反映，广州某著名大学的多家附属医院在儿科人才的招聘、培养方面都面临同样尴尬局面。新院区开张需要招聘十几个儿科医生，反复进行3 轮招聘才勉强找到还算合格的毕业生。招聘来的医生，也存在培训期间不堪重负不辞而别，或者培训期满后考其他专业的研究生的现象。
“儿科医生缺乏的趋势是肯定的，一是儿科医生的缺乏，二是培养能力的不足，近年以来这个矛盾还在加剧！”省政协委员、珠江医院院长曾其毅表示，他所在医院也存在儿科医生缺乏情况。
原因
科室不盈利 医生待遇低
面对各家三甲医院对儿科门诊限流的情况，医疗组委员们认为这与儿科一直无法盈利、儿科医生普遍待遇不高相关。
医院以盈利考核为主
长期以来医院儿科的收支一直呈现负数，医院从收支盈利角度权衡，就有可能将儿科“砍”掉。
省政协委员、暨南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柏志全分析，经济原因也是导致儿科告急的一大因素，“现在医院的各个科室都有经济指标。”他表示，儿科的特点是手术和用药量都较少，儿科医生没完成任务奖金就会少。
据了解，目前医院都根据收支的情况来决定各个科室的发展投入和员工奖金。结果导致绝大部分综合医院儿科收入减支出后为负数，医改不到位存留的“以药养医”模式，也致使医院不愿为“小儿科”投入更多。
付出收入不成正比
儿童身心变化的复杂性，需要医护人员付出更多的精力加以观察、监护，使儿科成为“劳动密集型”科室。柏志全委员说：“近年来医患关系较紧张，加上年幼的儿童自己不会表达，家属对医生的配合度就低，医生的压力就会大。”
“赚钱不多，投诉不少”是儿科医生最常见的抱怨。在医患矛盾日益尖锐的当下，儿科首当其冲，一人生病，六人（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陪同，医护人员稍有疏忽便可能引发冲突，导致儿科成为医疗纠纷的高发区。
医疗规划缺乏前瞻性
秦鉴在提案中指出，在经济迅猛发展和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国家和地区，都会出现儿科医生的缺乏，例如中国台湾地区多年前就出现儿科医生缺乏的情况。广东省每年需要培养多少儿科医生？谁来培养？如何培养？没有哪个部门来回答这个问题。对于许多公立医院疏于儿科的发展，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及时进行制止和制定相关政策进行引导。
建议
设立政府补贴 取消经济考核
1、“要尊重儿科医生的劳动”
刘思德委员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补贴要占主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政府的津贴可以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就是我们要尊重儿科医生的劳动。”他建议，医院不能仅仅考虑医疗效益，要将医生的工作量和医疗水平纳入考核，取消经济指标的考核。
2、设儿科学院加大培养力度
委员建议，政府要合理配置医疗培训资源，并加以前瞻性的引导。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及时做相关的调研和全面的分析，尽量提出一定时期内需要培养的儿科医生数量，明确培养的途径和方法。曾其毅委员表示，现在国家已经鼓励医学院校加强儿科专业人才的培养，南方医院和珠江医院第二临床学院正在申报重开儿科专业，现在正在审批中。曾其毅认为，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该在医学院建设儿科学院。
3 营造宽容的社会舆论环境
柏志全认为，解决儿科的问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社会舆论的问题。舆论环境要宽容，导向要正确，不要把一些社会问题推到医生或医院身上。医生不是万能的，总是有治不好的疾病，舆论不能把个例当作普遍现象。
4、不可借鉴专家下沉做法
那么儿科可否借鉴专家下沉到县级医院的做法呢？秦鉴表示，在儿科这种需要团队合作的科室，专家下沉比较难。像大型三甲级医院，是儿科、妇科、化验等一系列科室都很强，单独一个专家去下面地县级医院坐诊意义并不大，必须整体提升下级医院的儿科医疗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