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北大肿瘤医院特需门诊室，满满当当都是人。季加孚进来了，诊室随之骚动起来，他瞬间就被二三十号病人和家属包围了。

每周的挂号名额只有10个，但是面对等待加号的病人，只要时间允许，季加孚总是很大方——“加、加、加，全部加！”很多病人从外地过来，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只是为了让他看一看片子，听他的几句意见。

在这个大约20平方米的诊室里，病人最紧张的时刻就是季加孚皱着眉头看片子，他突然间的沉默，或者拿起病历发出“啧”的一声，都会让他们的心颤抖一下。

“他就像是我的老天爷。”接受过治疗的患者群英这样形容季加孚。手术做完以后，群英才知道自己患的是晚期胃癌。刚开始化疗的两个月，她总怕自己会突然死掉。

一天晚上，突然出现严重的腹泻，她越想越害怕，忍不住给季加孚发了短信。凌晨两点，季加孚回复她：“放心，你不会死掉的，我们这么多人在看着你呢。”后来，害怕的时候群英就会翻看季加孚的短信。“看他的那些话，能给自己信心。”

季加孚的态度常常是积极乐观的，但是，治病要花钱，而癌症治疗，有可能是个无底洞。如果季加孚非常谨慎地说，“可以手术，但风险很大”，那么癌症基本上就是晚期，手术也无法保证能彻底清扫。如果出现术后并发症，治，就是持续地花钱；不治，就是等死。在钱和命之间，季加孚无法替病人抉择。他说，“如果为了治病，使这家人倾家荡产，合适么？好的医疗，是病人能够承受的医疗。”

季加孚记得，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老师经常问，如果这是你的父母，你怎么做决定？现在，他也拿这个问题问年轻大夫。

季加孚的学生大李，已经是知名医生了。2012年他刚来的时候，胃肠外科只有季加孚一个固定大夫。那时候，医院附近没有那么多宾馆，外地来的病人对北京不熟悉，季加孚就让科里的年轻大夫开着车拉着经济情况不好的家属找便宜的旅馆。大李说，“那些都是素不相识的人。”

全世界每10名胃癌病人中，有5名来自中国。中国每年大约新增46万胃癌患者，同时，有30万人因胃癌而死去，这意味着，平均每2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胃癌。

季加孚积极参加健康教育活动，每次他都会特别强调筛查：50岁以上的人或者高危群人，每3到5年做一次胃镜和肠镜，保证在这期间发现的胃癌和大肠癌不会太晚。“癌症是分期的，一期病人的治愈率在90%以上，但到了四期，治愈率就会下降到10%以下。”

现在很多病人都会通过互联网，获取和自己病情有关的信息。但是有很多人断章取义，一知半解。季加孚认为，在医院，不需要讨论发病机理，需要告诉病人的，是得了什么并处于什么期、好不好治，让他们明白患者的权利和义务。而这，需要建立医生的权威性。

“权威性的基础，就是要让患者信任你。”对此，他打比方说，“坐飞机，你关心是哪家航空公司、准不准时，这很正常，可是你没必要和飞行员讨论飞机怎么飞上天的、有几个发动机。”

十年前，季加孚还是一名普通的肿瘤医生，想在全国推广标准的胃癌根治术D2，教那些已经有十几年、二十年经验的外科大夫如何做一台标准的胃癌手术。但那时候没人理他。

十年后，标准胃癌根治术已经是医疗界的共识，中国进展期胃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提高了10个百分点，没有人再质疑D2对进展期胃癌患者的疗效了。
中国到了对癌症"宣战"的时刻吗？
Q：如何看待当今中国肿瘤防治的形势和特点？

A：特点就是大城市呈现发达国家的癌谱，农村地区呈现发展中国家的癌谱，发病率是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死亡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相关部门没有重视“健康——慢病——肿瘤”的发展问题，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将来确实会付出惨痛代价的社会问题。各地基层政府更多的关心经济指标，以此衡量官员和地方发展的政绩，忽略的健康问题恰恰是民生的核心问题。

Q：全球每年新发癌症病人1/4在中国，而且仍持高发态势，这说明什么？

A：这跟中国人口基数较大有关。若从发病率来看，全球范围内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为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而中国癌症发病率大概处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癌症发病率持高发态势，与人口老龄化有关，与我国近年来新的诊断技术应用有关。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高发的“穷癌”如胃癌、食管癌等，发病率有所下降；而随着乙肝疫苗的广泛应用，我国肝癌发病率基本持平；此外，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甲状腺癌、前列腺癌等肿瘤发病率持续增长，这与烟草的大量使用、居民膳食结构不合理、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环境恶化以及临床检查技术的提高密切相关。开展癌症综合防控已迫在眉睫。

Q：一方面是中国癌症死亡率相对较高，一方面美国癌症死亡率、发病率先后开始持续下降，这一现象给我们怎样的启发？

A：美国在1971年就制定了《国家癌症法案》，正式向癌症宣战，虽没有实现征服癌症的宏伟目标，但最终迎来了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拐点。具体看来，美国建立了完善的肿瘤监测系统，明确了防控重点和方向，并在病因预防、早诊早治等各方面都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

我国虽也在不断加大癌症防控投入，但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在过去20年间仍持续攀升。原因何在？首先，我国的肿瘤监测体系有待完善，财政支持和队伍培训还需要加强；其次，我国在烟草控制、职业防护、健康宣教、疫苗使用等方面做得不够，造成相关危险因素在人群中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再次，我国临床发现的肿瘤患者，有相当大的比例已是中晚期，虽然近年来我们已提高了癌症筛查的投入，但由于筛查技术和手段的不成熟、覆盖面较小、未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使得我国早诊早治工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最后，我国癌症的规范化诊疗方面尚有欠缺，影响了癌症治疗效果。

Q：癌症患者就医负担重，因为大量临床用药都是自费药，而且进口药居多，在减轻患者负担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A：一是将更多抗肿瘤药物纳入医保，与患者共担药品费用；二是引导慈善机构进入肿瘤防治领域，开展慈善赠药、设立专项救助基金援助困难患者等活动，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三是加强国产药物研发，与进口药开展良性竞争，降低药品价格；四是推广防癌保险，鼓励群众购买，实现风险转移和分担；五是探索形成规范治疗，合理的治疗可以节省费用；六是进一步探索中西医结合治疗，通过综合治疗手段提高疗效，降低费用。